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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烈承认，中国法律从现代法学的眼光看来并不算完美。

借此，法政策一词的出现似乎提供了协调处理二者关系的别样视角。同理，行政机关也能够在框架立法的观念下，通过创制行政规定和具体执法行为来践行法律创制的任务。

但在法政策学的发展历程中，目标选定并不是一个从理想标准到现实情景的演绎过程，其体现了理想追求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张力。对此的讨论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不再赘述。法政策的逻辑预设是，在法治国原则中，试图影响人群的共同生活方式的努力必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来落实。劳东燕教授就认为，贯通模式试图在体系性思考的思路下用目的论导向的评价体系来取代概念式的要素体系，指向刑法的社会预防功能的刑事政策借助目的可以内化于法益保护的目的性结构中。行政法学则更强调规范创制意义上的法政策学。

这些目标一方面为法政策手段的选择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也能在批判性的视角上得到运用，成为批评现行法所援引的价值标准。三、法政策学的理论定位虽然法政策学已有一定的研究，但是目前它并不是一个有成熟范式的学科，它只是借助目标—手段思维获得了初步的研究框架。前面大致介绍了法律义务为什么能够作为人们的行为理由，但是这种介绍主要建立在常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义务为什么能够作为人们的行为理由。

而在一个非法治社会中，以法律义务作为行为理由，尽管可能会被认为是属于一种迂腐的、书呆子式的做法，但毕竟也是一种现实的行为理由。(35)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由于人们的行为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严厉惩罚那些非法行为，绝对有助于引导人们选择那些合法的行为。因为，作为行为理由的法律义务实际上就是一种针对行为的解释性理由，它的目的只是说明当事人的选择或决定具有合理性。

(26)布拉特曼(Michael Bratman)教授曾经长期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行为哲学。形形色色的社会控制手段，其中有习惯、传统、宗教、伦理和法律等，它们的存在都是要使人们的行为具有方向感、确定性、可预期性。

(33)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25)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从学理上说，法律义务不能作为行为理由。第三，行为人这一选择表明，他或她是按照法律义务的要求行为的。(32)理性问题一经产生，对于理性的批评和攻击就没有停止过。

②它们分别是尺度说、责任说、约束说、手段说、利益说、意思说、法律上之力说、不受惩罚说和不作不法行为说等，不一而足。有学者甚至认为，理性就是合理性。此外，还有法律范围之外的行为理由。不管怎么说，法律义务完全可以成为人们自觉选择的行为理由。

人们在选择自己行为的理由时，大多，但不绝对，都会寻找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有说服力的理由。①本文并非要在法律历史发展中梳理法律义务，而是偏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们对于法律义务的认识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

第二，总体上看，行为理由形式繁多，形形色色的行为理由又可以构成一个大致完整的体系，其中有最高的行为理由，也有最低的行为理由。(一)法律义务作为行为理由的依据应该说，人的行为这一领域，情况相当复杂，且总是呈现出无序的、千奇百怪的现象。

而行为理由严重依赖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法律义务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意味着法律义务不再仅仅属于外在的、冰冷的法律规范，而是已经成为具有人的体温的、内在的行为理由，法律义务已经内化了，它已经成为公民的行为理由。如果没有法律义务规范的事实存在，则一切无从谈起。反过来，论证义务的合理，也就是论证人们服从权威的合理性。按照哈特的认识，法律规则的确包括了设定义务的规则。而突出共享、提倡治理、共治则同时培育作为行为理由的义务，并且创造条件使人们从内心接受义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义务是结论，而结论不能成为人们的行为理由(这里的关键是时间因素)。此外，行为理由大都具有证明行为合理的作用。

而在支持行为理由观念的学者看来，由于人是万物主宰，因此一切都在人的掌控之中，也都在人的选择之中。例如，德国学者韦伯就认为，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我相信，只有不断地提高对于法律基本概念的认识，我们才能使自己的思考和研究配得上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时代。(31)例如，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

这不仅将有利于人的健康和安全，也有利于提升人的素质，完善人的品格。因此，法律的作用端赖于人们的选择。某人被强制性地要求做某事，也就意味着某人被迫做某事。有学者认为，由于合法的权威也是道德的权威，因此，义务也就是合乎道德的义务。

论证权威的合理就是论证履行权威机关规定的义务是合理的。所谓内化是指外在的法律规范，由于某些因素、机制，已经转化为人们内心的行为理由了。

例如，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通过认真仔细地组织辩护材料，从而为自己的代理人提供一份行为合理的说明。二是，法律义务是人们自觉选择的行为理由，是内化为行为理由的规范。

(27)不过，如果我们仔细体会，还会发现解释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的另外一个区别。(34)参见[美]罗伯特·诺齐克：《理性的性质》，邓正来等译，导言，载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

另一方面，持枪歹徒的命令绝对没有道德意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负面意义，是应当受到道德谴责的。这是一种在合法外衣掩盖下的罪恶行为理由。(39)Brain.McCall:Why it is Good to Stop at Red Light-The Basis of Authority and Obligation,55.Journal Catholic Legal Studies,83(2016),p.88.(40)Ibid,p.84. 进入专题： 法律义务 行为理由 。⑨[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换句话说，这种目的或理由完全外在于法律义务的内容。通过说明法律义务还可以作为人们的行为理由，可以作为人们自觉选择的行为理由，我们发现法律义务至少有两种属性。

因此，义务具有强制性，违反义务将会受到制裁或惩罚就成为了法理学的一条公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说明

[39]这种复合型治理结构深入整合了条块缝隙，形成了独特的科层治理体制机制。通过北大法宝检索，截至2023年9月10日，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共有10部法律、16部行政法规、172部部门规章使用了国家政策概念。